进化思想的火种：严复与《天演论》
首先，我们来谈谈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清末思想家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并将其译为《天演论》。 严复的翻译并非逐字照搬，而是加入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 这一思想的引入，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赫胥黎本人并不同意将生物进化论完全套用于人类社会，他强调伦理道德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但严复在翻译时，为了警醒国人，有选择地侧重了生存竞争的残酷性，可以说，严复是借赫胥黎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进化论思想的演变
- 20世纪中叶的“现代综合”: 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在《进化：现代综合》（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一书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进化理论进行了总结，标志着进化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基因中心论的兴起: 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提出“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两年后，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的《论人性》（On Human Nature）进一步从生物学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
- 当代的反思与挑战: 2014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进化论需要反思吗？》（Does evolutionary theory need a rethink?）的文章，引发了关于表观遗传学、发育偏向等新因素在进化中作用的讨论。
达尔文之前的世界：神创论
在达尔文之前，神创论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 物种不变: 上帝创造了完美且永恒不变的物种。地球的历史非常短暂，大约只有四千年到六千年。
- 人类特殊: 人类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特殊存在，位于“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的顶端，其他物种皆为人类服务。
设计的论证：钟表匠的比喻
在达尔文之前，一种被称为“自然神论”（Deism）的思想试图通过理性和自然现象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由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提出的“钟表匠的比喻”。这个比喻认为，如果你在海滩上发现一块构造复杂的钟表，你会自然地推断它背后有一位设计者。同理，宇宙万物如此精妙复杂，也必然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那就是上帝。
拉马克的早期进化思想
1809年，也就是达尔文出生的那一年，法国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出版了《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提出了早期的进化思想。他的理论主要包含两点：
- 用进废退: 生物体经常使用的器官会越来越发达，不使用的则会退化。
- 获得性遗传: 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
拉马克的理论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但在当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神创论的科学家，其勇气和创见值得肯定。
达尔文的革命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但最终将热情投入到了自然历史的研究中。
理论的形成：多重思想的启发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
- 地质学的启示: 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提出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认为，地球地质的演变是缓慢、渐进的，这让达尔文意识到，生物的进化也可能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
- 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发现: 在乘坐“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期间，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观察到不同岛屿上的地雀虽然亲缘关系很近，但鸟喙的形状却因食物来源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这让他开始思考物种的演变问题。
- 人工选择的启发: 达尔文观察到，人类可以通过选育（人工选择）来培养出具有特定性状的动植物品种。他由此推断，自然界中也存在一种类似的力量，即“自然选择”。
-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指出，人口的增长速度会超过食物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生存斗争。达尔文将这一观点应用到整个生物界。
自然选择的四个步骤
基于以上的观察和思考，达尔文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步骤：
- 过度繁殖: 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产生的后代数量远超于能够存活的数量。
- 生存斗争: 由于资源有限，个体之间必须为了生存而竞争。
- 遗传变异: 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变异），这些差异是可以遗传的。
- 适者生存: 拥有有利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在生存斗争中存活下来，并将这些有利性状遗传给后代。长此以往，微小的变异不断积累，最终可能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的“缺失环节”与孟德尔的发现
尽管达尔文的理论非常具有说服力，但他无法解释遗传变异的根本原因。他曾提出“泛生论”（Pangenesis）来解释遗传，但该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奥地利遗传学家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发现了遗传学的基本定律。然而，孟德尔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被重新发现。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最终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结合，形成了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基础，即“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
共同的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独立地得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结论。华莱士将其论文寄给达尔文，促使达尔文最终在1859年发表了震撼世界的巨著——《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达尔文的影响与争议
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命世界的看法，将人类置于自然界演化的谱系之中，挑战了神创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进化论仍然是生物学的核心理论，并不断地在新的科学发现中得到验证和发展。然而，进化论的思想也常常引发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
赫胥黎的辩护与进化论的道德意涵
托马斯·赫胥黎，被誉为“达尔文的斗牛犬”，他坚定地捍卫进化论，并与当时反对进化论的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赫胥黎认为，人类的道德并非进化的直接产物，而是人类社会为了对抗残酷的自然法则而建立起来的。
现代的观点
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曾表示，上帝不是一个拿着魔杖的魔法师，他创造了人类，并让其根据他赋予的内在法则去发展和实现自我。这代表了宗教界与进化论寻求和解的一种尝试。
今天的科学家们仍在不断探索进化的奥秘。正如讲义最后提到的，进化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对它的理解仍在不断变化和深入。